产业兴盛充分展现了文化创新与创造的勃勃生机,对于构建文化强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今年的5月19日,国家领导人于河南调研期间明确指出,必须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向高质量迈进,确保其成为国家经济的支柱、民众生活的依托以及幸福生活的源泉。这一关键观点,揭示了文化产业在当前正朝着“文旅融合”的方向发展,对文化强国建设过程中文化产业的价值和作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并对文化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以“文化强国,产业如何定位”为核心议题,光明智库近期举办了文化强国系列圆桌论坛的最新一期活动,现将其中精彩的观点摘录出来,与广大读者共同交流。
与谈人
高宏存,担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创新工程的首席专家,同时兼任文化传播教研室的主任。
解学芳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艺术与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
张京成,担任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同时亦是中国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的负责人。
张振鹏,担任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的教授,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委员会的常务理事。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陈恒 陈之殷
“十四五”时期:拓展九大行业传统边界
光明智库提出疑问:“在‘十四五’规划期间,伴随着新兴业态的兴起和新型技术的广泛应用,文化产业在其内涵与外延方面究竟发生了哪些新的转变?”
张京成指出网络课程英语 文化强国建设下,文化产业如何增强创新创造活力?,依据传统的分类方法,文化产业涵盖了文化核心领域,如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与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以及文化娱乐休闲服务,以及文化相关领域,包括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以及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共计九大行业。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和新业态的不断出现,我国文化产业的分类和定义已经从原先的“文化艺术、新闻传播、影视传媒”等领域,演变成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跨领域融合为特点,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广阔“大文化生态”。
因此,国家统计局在“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中,将“数字文化”定位为核心领域,并增设了“数字内容服务”和“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等新类别。这些类别涵盖了以5G、大数据、AI等新技术为支撑的文化新型业态。同时,云演艺、云展览、数字出版、沉浸式体验等也被正式纳入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国家统计局还对传统文化产业(例如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中与数字化相结合的部分进行了重新分类。同时,文化、科技、旅游、金融等产业相互融合,短视频、直播电商等新兴业态被划入文化消费领域,“剧本杀”、“密室逃脱”等线下体验式娱乐被归类为文化娱乐产业,AI创作和内容分发算法等新兴技术成为推动生产力的新动力……文化产业正从单一的内容生产模式向“文化+”的生态系统转变。这些转变充分体现了技术革新对产业结构产生的深远影响。
张振鹏指出,从供给端分析,文化产业的核心内涵经历了两大转变。首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深入到创意策划、内容制作、产品开发及传播的各个环节。借助AI辅助创作、低代码开发平台以及云端创作工具等,创作门槛得到了大幅降低。其次,这促使文化生产的主体从专业机构拓展至普通大众,标志着文化产业从传统的创作模式向全民参与的生产模式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
此外,不同主体、不同领域的紧密合作正不断向更深层推进,文化同科技、旅游、工业、农业、金融等多个领域的交汇融合也在持续加深,由此孕育出覆盖整个产业链的丰富多样新型商业模式。文化与工业的融合催生了高端文创装备制造业,文化与农业的融合推动了乡村非遗数字化文旅项目的兴盛,文化与金融的结合构建了数字版权质押融资体系……这一系列变革使得文化产业的内涵得以从传统的“内容创作与传播”向“数智化生产核心和跨界融合生态”的复合型架构转变,并加速向“技术赋能、场景融合、生态共建”的现代产业生态体系迈进。
在服贸会上,孙悟空形象的仿生机器人吸引了众多观众。新华社发
光明智库:能否请您概括“十四五”规划期间文化产业发展的显著成就?
解学芳指出,这些显著特点可以从结构角度进行分析。首先,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值得关注。2024年,我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的营业收入达到了14.15万亿元,这一数字是2020年的1.44倍。其次,文化产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众多传统行业英语,它已经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充满活力的关键部分。另一个方面,则是文化新业态在文化产业整体架构中的占比。2024年,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显著特点的文化新业态,其市场规模达到了59082亿元,对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高达65.7%。而以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兴数智技术,正引领文化产业朝着虚拟与现实的深度融合方向发展。AR/VR展览、文化旅游元宇宙、文博领域元宇宙、艺术元宇宙、虚拟演出以及虚拟偶像等,均与文化产业实体紧密融合,共同构筑了一个从虚拟走向现实、现实与虚拟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模式。
结构性变革的背后,凸显了文化新质生产力引擎的显著作用。这种文化新质生产力,是技术革新、产业进步以及文化大数据、文化大模型等新型要素优化后的产物,它已成为文化产业持续跃升发展的新动力。
高宏存指出,从业态的视角分析,这些显著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文化新兴业态在文化产业中展现出极高的活跃度和成长潜力;其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具有明显文化新业态特征的16个行业小类,其营业收入增速超过了所有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8个百分点,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引擎。尤其是随着智能化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各式各样的虚拟智能人、数字化收藏品以及数字文化创意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同时,云上演出、云端展览、在线旅游、网络直播以及网络表演等新兴文化形式也层出不穷。此外,还有传统文化领域的数字化改造和升级。出版与影视领域运用AIGC等智能化技术,显著提高了内容创作效率;非遗技艺通过网络直播不断拓宽其传播范围,增强影响力,进而推动产品在线销售量上升;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开发数字收藏品和知识产权衍生产品,技术的助力加速了文化资源的价值转化。此外,文化消费形态呈现出更加多元和丰富的特点。一方面,文化消费领域的内容日益多元化,涵盖了诸如影视、图书、音乐等传统形式,同时也涌现出以沉浸式体验产品和潮流玩具等为首的新兴文化消费品类。此外,文化消费的场合愈发丰富,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模式已逐渐普及,随着数字文化消费形式的持续火热,线下文化消费的场所和场景也在持续扩大与提升,例如文化主题公园、特色文化街区等,它们通过融入科技元素和创新经营策略,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加多样化的线下文化体验。
张振鹏指出,一个显著的优点在于“文化输出”策略,特别是在海外市场,网络文学、网络剧、网络游戏等文化类产品展现出了优异的表现。“起点国际”的海外访问用户数已逼近三亿人次;其海外应用的种类已超过三百款,全球总下载量更是超过了4.7亿次,产品遍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入2024年,我国自主研发的游戏在海外市场的收入达到了185.57亿美元,尤其是以《原神》为代表的手游和以《黑神话:悟空》为代表的3A游戏的热销,为我国自研游戏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了良机,显著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我国文化输出已从最初仅限于网络文学和网络游戏这一分散的出海模式,逐步演变,现在正朝着融合文化科技元素、形成具有连贯性的集群式以及独立知识产权的出海策略发展。
观众在参观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手绘海报展。新华社发
“十五五”时期:凸显文化产业发展三大指向
光明智库指出,国家领导人强调,必须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并使其真正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民众的生活产业以及幸福的源泉。那么,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一关键论断呢?
高宏存指出,这种表述富含深意:首先,它展现了对于文化产业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所承载的价值和功能认识的一贯性和不断深化。自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将文化产业定位为“支柱性产业”的发展目标,再到明确产业发展的三大方向,这一过程深刻地彰显了文化产业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关键支撑作用。其次,它反映了新时代文化实践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特征和新需求。自新时代起,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优化不断推进,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成为一项关键任务,“以文化塑造旅游,以旅游彰显文化”的理念持续深化,从而重塑了文化旅游的发展格局。此外,文化产业在产业中的地位和价值功能得到显著提升,这也进一步凸显了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综合目标诉求。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其存在本身就是对经济产业结构进行持续优化、提高发展质量和水平的核心要素,也是文化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
张振鹏指出,依据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2023年,我国文化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达到了4.59%,而旅游及相关产业的贡献率则为4.24%,这两个比例均逼近了普遍认为的5%的支柱产业标准。在此关键时刻,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最新重要指示至少蕴含了三个层面的深远意义。
首先,这一现象鲜明地展现了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走向。文化作为旅游的核心,旅游则是文化的传播媒介,二者结合不仅能够增强旅游的内涵与品质,推动文化的传播与消费,而且还能增强旅游体验,拓宽产业发展的领域。从最初偏重文化产业,到如今集中关注文旅产业,这一转变清晰地映射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次,“民生产业、幸福产业”这一提法,彰显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文旅产业与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相扣,能够全面涵盖饮食、住宿、出行、游览、购物、娱乐等各个方面,展现出高度的关联性、广泛的覆盖面以及强大的推动力。构建民生产业需着重于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培育幸福产业则着重于增强民众的幸福感与满足感,力求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达到和谐融合。
第三点,深刻揭示了时代变迁、产业进步以及理念深化的趋势。它突出了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的地位,其核心是加速其发展以增加其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发挥其经济推动作用。鉴于文旅产业已经实现了显著的发展,我们更应该重视其高质量发展,这体现了对产业发展阶段和地位认识的深化。
光明智库提出:在“十五五”期间,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将呈现出哪些新的动向?
解学芳指出,首先,文化产业正全面迈向智能化和数字化新形态。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为代表的智能化技术已经成为文化产业生产的关键模式,人机协作和自动化生产已成为主流趋势。据艾媒咨询的数据,到2024年,中国AIGC行业的核心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471.7亿元,而到2028年,这一数字有望增至2767.4亿元。其次,文化产业在自主核心技术的创新方面正逐渐成为主导力量。文化企业致力于自主研发和构建自主的核心技术能力,共同攻克实时渲染技术、物理模拟引擎、高级AI算法等关键领域的技术难题;同时,构建以中文知识本体为核心的语料库,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本土生成式人工智能集群。此外,面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形成了以文化创新力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的文化原创体系。第四点,6G基站、大数据中心、AI大模型等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为基础支撑,文化大数据统一大市场正在加速形成,数据共享和创新动力得到充分释放,共同构建了一个更加开放和协同的创新生态环境。第五点,文化科技企业及文化IP集群纷纷走向海外,这些企业凭借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正以规模化、组团化的方式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高宏存指出,文化产业将迈向更深入的数智化进程,并呈现立体化发展趋势。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脑机接口等先进数智技术将促进文化产业从表面数字化向深度智能化转变,人机协同和虚实交互将深度融合于文化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进而催生出智能演出、沉浸式游戏等新兴应用场景。此外,文化产业还将为城市更新和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深度赋能。各地凭借“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战略布局,着力打造特色鲜明、创新力强的数字文化产业集聚区。深入挖掘并系统整理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确立城市文化品牌的发展路径,完善城市文化产业的创新环境,助力城市现代化进程和市民的城市生活品质提升。此外,文化消费环境正逐步向全天候、沉浸式体验转变。元宇宙领域、夜间经济模式、虚拟直播等新兴业态共同打造了全天候的文化消费供给体系网络课程英语,同时,沉浸式表演和沉浸式游戏等创新文化产品层出不穷,满足了年轻一代多样化的需求。最终,文化输出的范畴不再仅限于文化产品及服务的输出,文化制度、规范、标准等方面也将发挥愈发显著的作用。
光明智库提出,按照2035年成为文化强国的规划,文化产业在“十五五”期间需要达到哪些具体的发展标准?
高宏存指出,根据“社会效益优先、双效统一”的指导思想,在“十五五”规划期间,文化产业应设定以下几项目标:首先,推动文化产业动力机制的转型升级,致力于将其培育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并充分调动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其次,建立一套促进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框架,遵循开放而谨慎的原则,强化对文化新兴业态在关键领域的协同管理。第三点,着力打造以文化创新生产力为基石的产业架构,深入推进内容创新和知识产权开发模式的改革,针对文化产业对科技创新的需求,强化技术研发投入,并激励政府、行业组织、产业协作体以及文化企业等多方主体携手合作。第四点,借助高品质文化产业的发展,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全球传播能力,提升我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比较优势,积极行动,向世界讲述那些能够激发共鸣与情感的中国故事。
张京成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在硬实力层面打造一个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文化科技体系,这包括提升文化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增加文化科技研发的投入比例,以及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科技企业。而在软实力层面,我们的目标是取得全球文化叙事的主导权。其核心举措涵盖: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文化知识产权集群;拓展数字文化产品贸易规模,出口产品结构由文化制造业主导转向以核心文化产业为主;构建覆盖广泛的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播体系等。
应对挑战: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
光明智库提出疑问:在产业迅猛发展的背后,工业是否可能呈现出同质化、娱乐化以及资本化等不良趋势?
高宏存表示,他对同质化现象深有感触。首先,内容创作方面存在同质化现象,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剧本剧情和人物关系等方面的高度相似性愈发明显。其次,产品形式也呈现出同质化趋势,以各地文旅景区为例,冰箱贴、文创雪糕、盲盒等文创产品的形式和造型设计大多雷同。再者,文旅项目的建设也面临着同质化问题。一些地区和项目未能深入挖掘本土文化,缺乏独特的定位,纷纷模仿潮流,使得旅游表演和文化景点的特色高度雷同,形成了各地面貌雷同的尴尬现象。
同质化现象背后,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在认识上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文化资源现代化转化的系统方法论尚未建立。一方面,产品设计不是走向了“为了颠覆而颠覆”的极端,就是简单地模仿经典,缺乏创新精神。另一方面,一些地区或文化企业将“特色资源”直接等同于“产业优势”,忽视了产业化过程中产业链的配套和市场转化能力的必要性。第二点在于对文化深层含义及其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掌握不够。一些地区对文化产业所蕴含的深层价值理解不够,一味地追求规模扩张,导致文化资源遭受破坏。第三点表现在过分热衷于引进大型文化企业网络课程英语,却忽略了本土小型文化主体的地域优势,以及忽视了文化创新生态整体培育的重要性。第四点则是技术应用与内容创意之间的不平衡,有些产品和服务过分强调技术应用带来的效果,而忽略了内在文化创意的深度融入。
解学芳指出,当前文化产业的发展中确实存在一些偏差:首先,在游戏、直播等细分领域英语培训,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出现了庸俗、低俗、媚俗等不良现象,同时忽略了文化的深层内涵和艺术的价值。其次,还容易陷入“算法中立”的认知误区。算法的封闭性、AI产生的错觉导致的偏见以及“信息茧房”等污染现象日益普遍;同时,英文语料库中可能包含西方的价值观,这也凸显了构建中文语料库的紧迫性。此外,资本主导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文化产品的创新潜力,以及长期IP构建的思考模式,这也削弱了企业在技术及内容创新上的积极性。一些地区错误地将文化资源视作文化产业,缺少明确的差异化定位和创新的现代化转化的尝试,因此,同质化的问题层出不穷。此外,有些地方政府把文化产业仅仅当作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过分追求GDP和税收等经济指标,陷入了过度商业化的误区,忽略了文化产业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以及其社会作用。
光明智库: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还存在哪些不足?
张振鹏指出,在产业结构和市场主体的构成上,传统文化产业依旧占据着整体规模中的主导位置。而在某些地区,文化产品的生产仍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和线下流通领域,数字化转型进程相对缓慢。中小微企业普遍面临着融资困难、市场拓展不易等挑战,对政府的资助有着较强的依赖。此外,这些企业缺少那些能够带动产业发展和引领生态建设的“龙头”或“链主”型企业。
在内容创作与创新的领域,一些文化企业及创作者过分倾向于模仿和复制,导致原创能力相对薄弱。在当前数字技术的竞赛中,我国在大型模型开发所需的数据资源、算法技术以及计算效率等方面,与那些技术领先的国家相比,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时,中华文化的数字资源尚未得到充分的转化与利用。
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及国际竞争力领域,所构建的体系尚存在不足,执法效能有待加强,这对原创作品的经济效益和产业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在创意设计及版权服务等关键领域,我国尚未取得国际市场的领导地位,出口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
张京成表示,还需补充两点。首先,关于人才短缺的问题,一方面,具备创意、技术和管理等多方面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罕见,高端人才纷纷流向金融、互联网等行业或海外,这使得乡村文化产业既缺少专业运营人才,又面临本土青年人才的流失。另一方面,高校的课程设置与实际操作存在脱节,职业培训体系尚不健全,这导致学生们普遍缺乏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精神。
另一个问题是区域发展不均衡。在一方面,东部与西部的差异尤为明显,部分东部地区的文化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网络课程英语学英语,然而,部分西部省份在特定时期却遭遇了经济增长的下滑。另一方面,乡村文化缺乏有效支撑,其发展体系尚不完善,村民在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中所得收益有限,这降低了他们的参与热情;同时,市场化水平较低,缺少专业的运营团队,品牌塑造和市场营销能力薄弱,使得特色资源难以转变为产业上的优势。
深化改革: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光明智库探讨:如何借助文化体制与机制的深化改革,催生文化产业在创新与创造方面的生机与活力?
张振鹏指出,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在于消除阻碍创新的制度障碍,使政府能在政策导向、公共事业服务、知识产权维护等领域发挥更积极作用,促进文化产业从依赖要素向注重创新转变,进而构建起“创意迸发、技术助力、主体活跃、生态良好”的发展新格局。
在消除体制与机制的限制上,我们通过削减政府过度干预、制定负面清单来优化政府与市场间的互动,并增加财政支持、创新文化金融服务手段,以丰富文化经济政策;在激发市场活力方面,我们推动国有文化企业进行分类评估和实施创新容忍机制,同时助力中小微企业成长,构建孵化平台并设立创新产品优先购买制度;在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我们构建以创意成果为核心的激励机制,并建设国家级文化数据中心、制定数据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以释放数据资源的潜力;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上,我们推广区块链存证技术、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并设立快速维权中心,同时推广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机制,以优化创新收益的分配;在深化开放合作领域,我们打造“一带一路”文化创新园区、推动文化出口品牌战略,以增强国际交流,同时建立区域协作机制、支持中西部发展特色经济,以促进区域间的协同发展;在创新文化治理模式上,我们对新兴业态实施观察期并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同时制定包括原创性、技术融合度、社会价值等多维度的评价标准,推动文化产业向创新驱动型转型。
光明智库提出:“在‘十五五’规划期间,我们应如何聚焦关键网络课程英语,以促进文化产业迈向更高水平的发展?”
张京成提出,首先需增强文化创新实力。为此,应设立专门的文化创新基金,激励企业和个人投身原创活动;同时,加大对杰出原创故事与剧本创作的扶持力度,以提升原创作品的整体质量和数量;并且,完善知识产权的防护体系,增强对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确保创作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二是致力于文化产业的优化调整。需加速传统文化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促进文化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以及融合化方向迈进;同时,激励文化企业增强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此外,强化文化产业与其他行业的深度融合,构建多产业协同发展的有利局面。
第三,着重于文化市场主体的培育与强化。开展文化产业市场主体培育计划,着力培养一批在国际市场上具备竞争力的文化核心企业与领军企业;同时,强化文化产业园区与基地的建设,充分利用产业集聚的优势,推动文化企业的共同进步。
四是强化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建设。需完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机制,提升高校文化产业相关专业的建设与改革水平,重视实践教学的实施,培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多面手人才;同时,增强在职人员的培训与进修教育,提升文化产业从业者的专业技能和业务水平;优化人才成长环境,提升文化产业人才的薪酬和地位,吸引并保留杰出人才。
解学芳指出,考虑到AI等数字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它们对文化和消费领域的颠覆性作用,有必要加快步伐,通过政策层面的创新来推动数字智能技术的进步,并实现与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共同迈向高质量的发展轨道。加速推进算法推荐机制的公平性设计方面的制度革新,改进数据跨国流动过程中的文化主权谈判机制,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版权管理制度,提升国家文化大数据系统的协同运作效率,以及加速推进虚拟文化资产的产权和交易规则的创新工作。
在产业创新的领域中,依托于信息技术、脑科学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以及这些技术为文化产业带来的创新成果,我们着重规划和部署了数智文化产业等具有未来发展潜力的产业。加强大数据平台建设、推进数智化文化基础设施的构建;加速发展以智能对话、即时反馈、深度体验为标志的数智文化新型产业;迅速推广以虚拟表演、沉浸式剧场为核心的“场景式消费”新型模式;促进全息展示、数字复制、多语言交流等技术创新在数智文化场景中的应用与建设的紧密结合。
在文化科技融合领域,我们要加速发展新的文化生产力。增强以数智技术为核心的文化科技产业的培育和治理水平,加固国家文化安全的基础,并强化提升全球竞争力的战略布局;同时,着力培养和塑造一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且能起到引领作用的文化科技企业集团。
在国际影响力层面,我们需特别关注国际文化贸易规则的重新构建、国际文化标准的引领地位以及数字文化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培养。同时,我们致力于将中华优秀文化资源的优势转化为文化国际贸易以及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的优势,以实现文化输出的升级,从而全面提升中国文化产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及话语权。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19日 07版)